村口老槐树底下支起一张折叠桌，桌上摆着三个塑料筐，筐里的黄瓜顶花带刺，西红柿红得有点过分，还沾着露水。李婶往桌前一站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拿蒲扇赶苍蝇，嗓门比喇叭还响。

“自家地里长的，不喷药，虫子都嫌它贵！”

赶集路过的城里人先是一愣，然后笑，然后停下来挑。有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拎起一根黄瓜，翻来覆去看，问：“大姐，这黄瓜真不打药？现在哪有不打药的？”

“打。”李婶答得干脆，“打虫子。用手打。”

那人又愣了。

“我们陆先生说的，虫子也是条命，赶走就行，别赶尽杀绝。”李婶拿扇子一扇，“你要不信，你咬一口。脆得很，敢咬不？”

那人真咬了一口。嚼了两下，眼睛亮了：“这味儿……怎么跟我小时候吃的黄瓜一样？”

李婶一扇子拍在桌上：“这话我一年听八回了。买不买？”

买了六根。

一上午，三个筐空了两个。

栓柱蹲在自家院门口，看着“民宿”那块手写木牌，紧张得手心出汗。今天周末，来了四拨客人，县城开来的小轿车在院外停了一排。他昨晚把屋里擦了八遍，把媳妇的嫁妆镜子都搬出来挂上了，还特意去镇上买了两瓶洗手液摆在门口，牌子朝外。

“栓柱，你这洗手液摆门口干啥？”李婶路过问。

“显得干净。”栓柱搓手，“网上说的，现在客人第一眼看厕所干净不干净。”

“你这院子连个抽水马桶都没有。”

“……我这就去改。”

结果客人一进门，先夸院子，再夸灶台，最后有个小孩追着橘座跑，追得橘座上了房，小孩在底下拍手叫好。栓柱站在旁边，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，最后是媳妇出来救场，端了一盘刚出锅的玉米。

“多少钱一晚？”客人问。

栓柱报了个数，客人说太便宜了，加了两百，说“这风景值这个价”。

栓柱当场傻在院子里。他活了四十多年，头一回听见有人嫌他收得少。等客人进屋了，他蹲在墙角数钱，数了三遍，手抖得像筛糠，最后小声嘀咕：“邪性。”

老周家更邪性。

老周前两年腰坏了，干不了重活，一年到头靠低保和儿子寄回来的钱。这些日子陆清槐让他去试点地里帮工，一天八十，管一顿饭。老周去了几回，腰没好，人倒胖了点，脸上的褶子都浅了。这两天他家的菜也上了村口那张折叠桌，李婶帮着卖，卖完了给他送钱上门，用红纸包着。

老周接过钱，手在裤腿上蹭了半天才敢接，说了句：“我这辈子……头一回挣着钱，是靠自己地里长的。”

说完就背过身去，肩膀抖了两下。李婶假装没看见，扯着嗓子喊：“哭啥！明天还给你留三个筐！”

赵奶奶的体检报告也拿回来了。抽血那天她哭了一回，说“抽走这一管，我还能活几天”。报告出来，除了血压高、血糖高、血脂高，别的都还行。她不信，让李婶念了三遍，最后骂：“这医院糊弄人，我这一身病，它说正常？”李婶说“这叫三高，现在城里人都三高，你这叫时髦”。赵奶奶于是逢人就说自己时髦。

这几天，村里变了点样子。不是大富大贵，是那种“手里终于有点活钱”的样子。

陆清槐蹲在三亩试点地头，捏着土看。土松，颜色深，蚯蚓翻出来的洞一个挨一个。他捏一把，搓开，闻了闻，才起身。

阿蘅在旁边记本子，记得很认真：“今日土色深褐，手感松软，蚯蚓孔密。较昨日……”

“不用记这么细。”陆清槐说。

“要记。”阿蘅抬头，一脸郑重，“师父说过，土性之变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”

陆清槐看他一眼：“我什么时候说过。”

“您昨天说的，‘差一点，菜就苦了’。”

“……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阿蘅低头继续写：“我按我的意思记。”

陆清槐没再管他。这年轻人记东西有股子轴劲，跟他当年在王庭记灵田册子一个样——这念头刚冒出来，他就自己按住了。

别想那边。

日头升到半空的时候，沟口来了一辆车。

不是公司那种黑车，是一辆半旧的面包车，车身上印着“某某农业大学”几个字，掉漆掉了一半。车门一开，下来一个五十来岁的人，穿灰夹克，脚上一双沾泥的胶鞋，头发白了一半，胡子也没刮，下车先蹲下看路边的草。

“这草长得不对。”他自言自语。

身后两个学生赶紧跟着蹲下。

周教授。

这一带做生态本底调查的学者，五十出头，写了半辈子论文，没写出什么大名堂，学生私底下说他“稳”，其实就是没突破。他自己也认，认得很坦然，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字，写的是“慢工”。

这回他是奔着村里那三亩地来的。消息是程曼递过去的——程曼在外头待过些年，回来后在镇上帮乡亲看合同、料理纠纷，人脉杂，前阵子听人说“龙脖子沟的菜长得邪门”，回头就跟周教授提了一句。周教授当场把茶杯放下了，第二天就开车来了。

他蹲在试点地头看了半个钟头。

先看菜，再看土，再看水沟，最后站起来，绕着那块地走了两圈，越走眉头越紧。

“不对。”他说。

学生小声问：“老师，哪儿不对？”

“这土太活了。”周教授蹲下，抓一把土在手里搓，“这一片的地我采过样，黏、板、瘦，种什么都得追肥。这块地……”他把土凑到鼻子底下闻，“这土里有股子甜味。”

“甜味？”

“腐殖质熟透了才有这味儿。这得多少年养？”他抬头看地头的人，“这地谁管的？”

陆清槐站在那儿，手里还捏着半把土。

周教授上下打量他，眼睛忽然亮了：“你就是陆清槐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这地你种的？”

“村里人种的。”陆清槐说，“我搭把手。”

周教授不信。他绕着地又走一圈，忽然指着地头一丛长得格外齐的苗：“这片不一样。这苗谁弄的？”

“我。”阿蘅举手，很老实。

周教授走过去，蹲下，捏起一片叶子，看了半天，又翻过叶子看背面，又掐了一小段茎闻，最后抬头，盯着阿蘅看了很久。

“你多大？”

“二十多。”

“学过？”

“跟师父学的。”

“哪个师父？”

阿蘅看了陆清槐一眼。

陆清槐：“祖传的，乡下土法子，上不了台面。”

“土法子？”周教授笑了，笑得有点激动，“我搞了二十多年土壤，没见过哪个土法子能把板结地养出甜味来的。小伙子，”他拍了拍阿蘅的肩，“你愿不愿意跟我读书？我给你写推荐，读我的研究生，学费我帮你想法子。”

阿蘅认真想了想，问：“拜师要备什么礼？束脩，还是……”

他顿了顿。

“……羊粪？”

周围静了一下。

周教授愣了半晌，忽然大笑，笑得胡子都翘起来：“羊粪也行！羊粪我收！我试验田正缺有机肥！”

“这个，你问他。”陆清槐开口了，很平。

周教授收了笑，看向阿蘅：“你自己说。”

阿蘅想了很久。他看了一眼后山的方向，又看了一眼脚下这块地。

“我不去。”他说，“地离不开人，人也离不开地。”

周教授盯着他，忽然笑了：“你这说法有意思。可我不能白来一趟。这样，”他从包里抽出一沓表格，“我申报一个生态修复监测点，就设在这片后山。监测点挂靠我们学校，走正规手续。批下来，这片山就是集体资产加监测范围，谁想动，先过两道关。”

“哪两道？”程曼不知什么时候到了，靠在车门上。

“集体决议，行政审批。”周教授说，“我这张纸不是尚方宝剑，砍不了谁。它就是多一道手续、多一层要签的字、多一个能站出来说话的名分。他拿得到地，可拿一回贵一回、慢一回。生意人算账，贵到某个数，他自己就不拿了。”

程曼看了陆清槐一眼。

陆清槐点头。

“那就办。”程曼说。

当天下午，村里开了个会。

不是大会，就是老槐树底下摆了二十来条板凳，能来的都来了。程曼站中间，手里拿一张纸，念得很慢。

“第一条，不签任何流转合同。第二条，不租、不卖、不合作。第三条，不口头答应。”

念完，她把纸举起来：“谁有意见？”

没人说话。

“那我念最后一条。”程曼说，“谁要是私下签了，村里不认，出了事自己担。”

李婶第一个举手：“我认。”

老周第二个：“我认。”

栓柱第三个，手举到一半又缩回去，被他媳妇一巴掌拍上去：“认！”

程曼数了一圈，眉头皱了一下：“吴家那口子呢？”

“还在外头工地，没回来。”李婶说。

“回头你把话给他带到。”程曼说，“一个都不能漏。”

一个个举起来。举完了，程曼把纸叠好，塞进包里，说了句让陆清槐记了很久的话：

“他最会拿‘合法’两个字压人。那咱就把‘合法’先占住，让他没处下嘴。”

夜里，镇上那半层楼还亮着灯。

方远坐在窗边，桌上摊着三张纸：一份报价单，一份行政回复，还有一张他自己画的表——村里二十来户，谁家欠着账、谁家孩子要上学，他一格一格标着。他把三张纸排开，看了很久，然后拿起电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