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唐东面，因此腹背受敌。李煜曾遣使致书钱俶，说“今日无我，明日岂有君？唇亡齿寒，愿相为援”，劝他不要助宋。钱俶不听，反将书信上交宋廷，以表忠心。
钱俶此举，与其说是无情，不如说是审时度势的聪明。他看清了大宋吞并江南之势不可逆，与其逆势而亡，不如顺势保全。后来他纳土归宋，钱氏一门，遂得保全于有宋三百年。这是后话。
而南唐，在宋、吴越的南北夹击之下，愈陷愈深。
江南并非无人敢战。饶州团练使卢绛，是其中最悍的一个。
卢绛，早年以军功显，骁勇善战。宋军南下时，他曾率师与吴越军交战于常州、润州一带，屡有斩获。又有部曲、战舰，纵横江上，一度让宋军与吴越军颇受挫折。
李煜对卢绛，倚重而不尽用；朝中主和者，又多掣肘。卢绛奋力苦战，却常不得其所，屡战屡胜，终难挽狂澜于既倒。
江南的忠勇之士，卢绛可为一例。他们并非不战，而是独木难支。一个国家将亡之时，总有这样的忠臣，拼尽一身肝胆，也敌不过那大势的洪流。李煜之罪，不在无人肯战，而在他这个作主的，始终不能下定决心，倾国一战。
金陵被围，前后逾年。
史载围城日久，城中粮尽，米价腾贵，一斗米值数百钱，百姓多食草根树皮，饿殍相望。士卒多病，士气日坠。宫苑池沼，尽为渔猎之场；旧时歌舞，尽成弦断之声。
李煜困守孤城，度日如年。他一面命人于城中搜粮、筹守，一面又遣使求援、求和。他一次次登上城楼，望见城外宋军的连营，望见那些原本属于他的江山，如今在敌人旌旗之下。
史阙其详，我们无从确知他彼时的心境。后世从他的词里，勉强能窥一二：
“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。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。”
“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。”
——写花谢，写春去，写那“无奈”，写那“天上人间”的落差。这词里没有刀兵，只有一片无可奈何的哀愁；可那哀愁的底下，压着的，正是这围城十二月的绝望。
开宝八年（975）冬，金陵之围，已历一年有余。
宋军的封锁，越来越严；城中的人心，越来越散。曹彬依赵匡胤之命，遣人谕李煜，给了他一个期限，劝他及早出降，保全宗族。
李煜迟疑，再迟疑。他不愿就此俯首，却又眼睁睁看着城池将破、百姓将亡。
这一岁的尽头，这座江南第一名城，终于走到了它的最后一日。
围城十二月的这头，是汴京深宫里那个运筹帷幄、以“天下一家”为念的天子；那头，是金陵孤城里那个困守愁城、以“故国”为念的国主。他们一个要让这场围城终结于“一”，一个要让这场围城终结于“存”。他们隔着数百里，各自用力，各自煎熬。
可他们，依旧没有见面。
这一城之围，是他们人生中，靠得最近、也最远的一次。
我们停下叙事的脚步，来作一番冷的比较。
赵匡胤与李煜，是五代之末、宋初这一页历史上，两种“立国”方式的极端代表。
赵匡胤的立国，根基在“力”与“序”。
他起于行伍，靠一支军队、一场兵变得了天下，所以他最懂得“力”的可怕，也最懂得要用“序”去约束它。他杯酒释兵权，收宿将之兵；他重文抑武，令武将识字；他定军法、立纲纪，把五代那个“谁有兵谁有理”的天下，一点一点，扭成了“有法有度”的天下。他要建的，是一个大一统的、有秩序的帝国。
李煜的立国，根基在“文”与“和”。
他生于深宫，长于书斋，靠的是才华与仁心得了位，所以他最看重“文”，也最崇尚“和”。他不愿以兵戈相向，只想以恭顺、仁慈、退让，换一方太平安乐。他要守的，是一个偏安的、风雅的江南。他的国，与其说是用武力建立的，不如说是用文化和仁德维系的。
这两种立国，各有其尽头。
赵匡胤的“力与序”，走到了一个空前的地步：他收兵权，削藩镇，定纲纪，大一统，把分裂了百余年的天下，重新拼成了一块。可这份“力与序”也有它的局限：它压得下一时的反叛，却压不住身后的疑案——烛影斧声，那团笼罩在权力顶端的阴影，正是这“力”所生出的暗处。
李煜的“文与和”，也走到了一个动人的尽头：他把江南治理得文风鼎盛、物阜民安，让百姓过上了难得的太平日子。可这份“文与和”也有它的致命处：它挡不住刀兵。当宋军的长江浮桥架起来时，再多的词章、再深的仁心、再恭顺的表章，都挽不回这偏安之国的倾覆。
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，而是时代的选择。乱世之末，需要的是“力”来终结乱，需要“序”来立住国；于是赵匡胤胜了。而“文”与“和”，在太平盛世里才是王道；在刀兵面前，它只能是一曲挽歌。李煜不是败给了赵匡胤个人，是败给了这个需要“力”的时代。
再论这两个人本身。
赵匡胤，是个务实的、清醒的、有血性的帝王。他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也知道这天下要什么；他能忍、能断、能舍，能把私情让位于国事。他不是没有仁慈——他善待降主，约束军纪，不屠城，这是他的仁；但他的仁，永远服务于他的“序”。在他的棋局里，没有人能凌驾于江山之上。
李煜，是个真率的、多情的、不合时宜的君主。他不懂得权术，不懂得狠，不懂得如何在这乱世里保全一个将倾之国；他只有文人的心、词人的笔、佛家的慈悲。他的仁，是没有算计的仁，是“垂泪对宫娥”的仁。可他这仁，救不了他的国，也救不了他自己。
赵匡胤若是李煜，江南或许早已不战而降，成为大宋版图上一块恭顺的属土；李煜若是赵匡胤，中原或许早已在温柔乡里，重演五代的分裂。这两个人，一个天生是要做帝王的，一个天生是做帝王的料；他们被时代放在了对立的两端，各自把自己的“命”走完了。
我们把这一江长江，当作这条叙事的隐喻，再看一眼。
长江，是赵匡胤与李煜之间那道天然的界线。赵匡胤在江北，李煜在江南。他们的前半生，隔江相望；他们的事业，隔江对峙；他们的命运，隔江相连。
这江水，是赵匡胤版图上的最后一块拼图，也是李煜故国里的最后一条血脉。它把他们隔开，让他们终生不能相见；又把他们连在一起，让他们的名字，永远并排躺在同一段史事里。
两个素不相识的人，被一条江水隔了一生。可这江水，最后也成了他们共同的名字——赵匡胤要跨过它去收江南，李煜要守着它来护故国。他们谁也没能真正拥有这条江，就像他们谁也没能真正见到对方一样。
这一卷，我们没有录具体的战事、诏敕、表章，只作了番冷眼的比较。因为到了这里，赵匡胤与李煜的“对立”，已经不只是两个人的对立，而是两种时代的立国之道，在五代之末的一次正面相撞。
胜者未必尽对，败者未必尽错。
赵匡胤赢了天下，也留下烛影斧声的阴影、燕云未复的遗憾；李煜失了江山，却把一腔故国之思，写成了千古绝唱。
这是历史给这两个“未曾谋面的人”，各自开出的账。
账本摊开，谁也没能赢下全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