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四十年来家国，三千里地山河。凤阁龙楼连霄汉，玉树琼枝作烟萝，几曾识干戈？

一旦归为臣虏，沈腰潘鬓消磨。最是仓皇辞庙日，教坊犹奏别离歌，垂泪对宫娥。”

“最是仓皇辞庙日，教坊犹奏别离歌，垂泪对宫娥。”——他辞庙之日，宫中的乐工还在奏着离别的曲子，他流着泪，对着那些宫女。这画面里，没有刀光，只有一片仓皇的、斯文扫地式的悲哀。

后世讥李煜此词，说他国亡之际，还惦记着“宫娥”，不像个君王。可这恰是他的真：他从来就不是个君王，他只是个被硬按在龙椅上的文人。他辞庙时流的泪，是这一生所有没能说出口的委屈，在那一刻，一并涌了出来。

李煜登舟，逆长江，北行。

船过采石，他应当望见了那座曾断送江南的浮桥遗迹；船过江面，他应当望见了那条隔开他半生的长江。如今，江的两岸，都是大宋的地了；他身后那座金陵，他再也回不去了。

一路北行，山川渐异。江南的烟雨、秦淮的灯火、金陵的钟山，一点一点，退到船后；北方的风沙、旷野、尘土的官道，一点一点，涌到眼前。

舟行到汴，李煜被安置于新赐的宅第。

他抵达汴京，大约是开宝九年（976）正月前后。

李煜抵汴不久，宋太祖赵匡胤下诏：赦李煜罪，授官赐第，封“违命侯”。

这个封号，我们前文已述，是赵匡胤对李煜一生“违命”的盖棺定论。它含着两层意思：一层是惩戒——你违抗过朕的征召，违抗过天下一统的大势，朕记得；一层是宽宥——朕仍保全你性命，给你体面，让你好好地活。

以情理度之（史阙其详），赵匡胤此举，大体是公事公办。他待降主，向来如此：孟昶、刘鋹、钱俶，皆得保全，一则示以仁德，收其余割据之心，二则五代多杀降君，他偏要反其道而行，立大宋的规矩。李煜之得生，是这条规矩的受惠者，不是赵匡胤对李煜个人有什么偏私。

这体面，是分明的公事。可也正是这公事里的分寸，日后成了李煜在汴京仅有的荫庇——这是后话。

李煜到了汴京，日子便沉寂了下来。

邸第深闭，门庭冷落。他闭门谢客，不与人交；偶有旧臣来看望，他也不敢多留。他按降臣之礼，上表谢恩；朝廷有所颁赐，他恭谨拜受。此后数月，他的生活，就是一场漫长而安分的沉默。

而这座城的那一头，深宫之内，赵匡胤的岁月，却是另一番光景。

他依旧俭素，依旧勤政。史载他常于便殿，与宰相赵普议天下事；他谋取北汉，图复燕云，规划着下一场统一的战事；他读表章，批奏折，为这座新造的大宋江山，日夜操劳。

李煜的那些谢表、那些奏闻，混在无数奏章里，递入宫中，由他或亲览，或批阅。史阙其详，我们无从确知他读到时，是何神情。

我们只知道，在他心里，李煜大约只是那无数桩政务里，一桩已经办结的小事。

我们试着复原赵匡胤寻常的一日。

晨起，御便殿，视朝；退朝，召赵普等议事，谋取北汉；午后，览四方奏章，批阅政务；入夜，读书于灯下，或召词臣谈论文义。

他这一日里，或许会翻到江南送来的某道表章，看到“臣李煜顿首再拜”的字样；他或许会想起，那个被他封了“违命侯”的人，如今正住在他的汴京城里，离他不远。

可他没有召见他。史不载，便是没有。

一座城，隔着一道宫墙：一边是日理万机的开国之君，一边是闭门索居的亡国之主。他们离得那样近，近到共享同一轮明月、同一场风雨、同一城的晨钟暮鼓；又离得那样远，远到终其一生，不曾见过对方一面。

开宝九年（976）十月十九日夜，汴京宫中，出了一桩千古疑案。

史载：是夜，赵匡胤召晋王赵光义入宫，兄弟对饮，饮于禁中。外人远望，见烛影之下，赵光义时起时坐，若有逊避之状；又闻柱斧拄地之声，然不可得闻其语。夜将半，二人相对，夜深，赵光义辞出。

次日黎明，宫人报：赵匡胤崩于万岁殿，年五十。

这就是“烛影斧声”。它被历代史家反复考证，或曰兄弟猜忌、烛影下太宗弑兄，或曰太祖暴疾、并无其事，至今仍是史学上一桩没有定论的悬案。

本文不判其是，不斥其非，只录其事。

我们只须记得：就在李煜抵达汴京、被封违命侯、在邸第里安顿下来的那一年，那个决定了他命运、灭了他的国、又给了他一线体面的宋太祖赵匡胤，骤然离世。

消息传到邸第，李煜大约是在次日，才听说了天子驾崩。

史不载他的反应。我们不妄测。

我们只说一件事实——赵匡胤死时，李煜还活着，且就住在他汴京的城里；他们同处一城，数月，却始终没有见面；然后，一个死了，把另一个留在世上。

从此，李煜在这汴京城的处境，将由另一位天子——那个从未与他打过交道、又与他兄长截然不同的赵光义——来处置。

一城之内，一个驾崩，一个尚在。他们的名字，被写进了同一年的史册，生死却这样错开。

他们到底，还是没有见过一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