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光义即位，改元太平兴国。

新君与乃兄，气象不同。赵匡胤起于行伍，质朴、俭约、重人情；赵光义沉深、多疑，好权术，亦好文艺——他本人雅好书法词章，对李煜这般才子，本应引为知音。

然而，正是这位雅好文艺的新君，日后亲手终结了李煜的性命。

我们先把这一段，依史实慢慢道来。

太宗即位后，论功行赏，也安抚旧降。李煜由“违命侯”改封“陇西郡公”，爵位升了，待遇加厚，看起来，似乎是拨云见日。

可这升迁，不过是表面的体面。

赵光义对李煜，另有一层不可言说的心思。史家多有推测（此为后世之说，非正史所载）：新君好文艺，又素知李煜之才，或许忌其才名，或许疑其怨望，或许觊觎其宫中女眷。种种说法，真伪难辨，我们只录其行，不妄断其心。

改封之后，李煜的日子，并没有真正好转。他依旧被软禁般养在邸第，出入有人监视，交游多为所禁。他成了汴京城里一个名义尊贵、实同囚徒的人物。

他此刻的心情，从他的词里可以窥见一二：

“多少恨，昨夜梦魂中。还似旧时游上苑，车如流水马如龙，花月正春风。”

梦里还是故国，醒来却在汴梁。这个“违命侯”、如今“陇西郡公”的人，把故国之思，一股脑儿写进了词里。

太平兴国三年（978），李煜在汴京，已经住了第三个年头。

这一年的七夕，是他的生辰。史载，是日，他于邸第之中，命乐工演奏新作，作《虞美人》：

“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。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

这词，写尽了亡国之君的万斛愁。那“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的愁，不是他的私情，是故国三千里山河的重量，是金陵满城百姓的悲音，是“四十年来家国”一夕倾覆的惨痛。

后世传说：这词传入宫中，太宗闻之，以为李煜尚怀故国之思，遂生杀意。

史阙其详。这传说是否可靠，历来有争议。我们只知，就在这个七夕前后，李煜暴卒。

太平兴国三年（978）七月七日，李煜卒于汴京，年四十二。

关于他的死，史书讳言其详。后世稗史则载：太宗赐酒，酒中置牵机药。牵机者，服后头足相就、伸缩如机栝之状，乃是一种剧毒。李煜饮后，毒发而卒。

这说法出自晚出野史，是否属实，今天已难确证。但李煜死得蹊跷、死得急，死于他这个“故国不堪回首”的词句之后，死于新君好文艺又多疑的时节——这一切，都让后人不免生疑。

李煜死后，太宗追赠太师，追封吴王，以王礼葬于洛阳北邙山。

一个写过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的人，就这样，客死在他从未真正属于过的北方。

至此，两条平行线，都已走完。

赵匡胤，建隆元年（960）黄袍加身，十七年经营，扫平荆、湖、蜀、汉、江南，为天下一统打下根基，却在四十九岁的盛年，于烛影斧声中猝然离世，燕云未复，北汉未平，留下一桩千古悬案。

李煜，建隆二年（961）金陵即位，十四年守国，年年纳贡、步步退让，最终城破被俘，客死汴京，留下四十首词，留下一个“亡国之君”的千古定评。

这两个人，在同一个时代，被同一场战争紧紧牵连，姓名被写进同一段史事——可他们，自始至终，没有见过一面。

赵匡胤死的时候，李煜还活着，住在汴京的邸第里，隔着宫墙，与他生死相依。

李煜死的时候，赵匡胤已死了两年。

这就是本文最想说的一件事。两个名字被历史捆绑在一起的人，彼此的生死竟是这样错开的：一个先走了，把另一个留在世上，独自承受他死后的一切苦难；等那个也走了，便再没有谁，记得他们曾隔着长江、隔着君臣、隔着生死，遥遥相对了整整一生。

太宗赵光义即位，改元太平兴国。

新天子与太祖气象迥异。赵光义沉深善权，精于权术，又好文艺，雅擅书法，深知文人。这样一个天子，本应与李煜这样的才子惺惺相惜——然而，历史偏偏在这点上，走向了最残酷的方向。

太宗即位后，论功行赏，亦安抚旧降。李煜由“违命侯”，改封“陇西郡公”，爵位上升，待遇加厚。

这一改封，表面是恩典，实则是把李煜从太祖朝“违命”的旧账里，轻轻翻过，重予安置。李煜名位虽升，处境却未必好转：他依旧被养在邸第，行动受制，形同软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