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平兴国元年（976）至三年（978），李煜在汴京的邸第里，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两年。

这两年的日子，是沉闷的。他不能再回江南，不能再与故人相从；他活在汴京的监视之下，一举一动，都在新君的耳目里。他只能把满腔的故国之思，写进词里。

这段时期的词，是他一生词艺的巅峰，也是他一生悲愁的总账。

他写《浪淘沙》：

“帘外雨潺潺，春意阑珊。罗衾不耐五更寒。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。

独自莫凭栏，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。”

“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。”——他只有在梦里，才能回到金陵，才能忘记自己是个“客”；可梦一醒，便是汴梁的冷衾、北方的寒雨，与那“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”的惘然。

这词，是写给他自己的；可它也通过邸第的墙壁，传了出去，传进了宫，传到了新君的耳朵里。

李煜在汴京，身边还带着一位夫人：小周后。

小周后，是大周后周娥皇之妹，李煜继室。国亡北迁，她也随行入汴。后世稗史（如宋人《默记》所记）载，太宗赵光义尝辱小周后，命画工图之，号为“熙陵幸小周后图”。此说出自晚出野史，真伪难辨，史家多存疑，本文不采为信史，仅录其名，以备读者覆按。

我们只须知道：李煜在汴京的最后两年，是在一种深沉的屈辱与悲愁中度过的。国破、身囚、故人零落、夫人蒙羞（若稗史可据），万般滋味，尽数压在心头。

可他写出来的词，却异常地美。哀而不伤其格，悲而不堕其境，把亡国之痛，写成了千古之音。

太平兴国三年（978）七月七日，是李煜的四十二岁生辰。

是日，邸第之中，他命乐工演奏新作。这一夜，他写下（或演奏）了那首传唱千年的《虞美人》：

“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。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

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

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——这愁，是一江春水，是“四十年来家国”的倾覆，是“三千里地山河”的沦丧，是金陵满城的父老、秦淮两岸的灯火，是那个他再也回不去的故国。

这词，成了他绝命之音。

太平兴国三年（978）七月七日，李煜卒于汴京，年四十二。

关于他的死，正史只书“卒”，讳言其详。后世稗史则传：太宗闻其《虞美人》“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之句，忌之，遂于其生辰赐酒，酒置牵机药，李煜饮之，毒发，头足相就，伸缩如牵机之状，卒。

“牵机”，本指一种木制机械；牵机药，则是以其毒发时肢体抽搐如牵机而名。这一传说，出自晚出的笔记野史，是否属实，今已难考。但李煜死于七夕、死于这首直抒故国之思的词之后、死于好文艺又多疑的新君治下——这一切，让后人很难不心生疑虑。

牵机药之事，本文郑重标注“传”字，不作定论。然无论死因为何，李煜客死汴京、再未能归江南，此是铁一般的事实。

李煜既卒，太宗赠太师，追封吴王，以王礼葬于洛阳北邙山。

北邙，是洛阳城北的一座山，自汉唐以来，王侯贵胄，多葬于此，素有“北邙山头少闲土，尽是洛阳人旧墓”之叹。

那个生于金陵、长于书斋、最后客死汴京的南唐后主，终于长眠在了这北邙的黄土之下。

他死后，宋廷待之颇厚——太宗追封、赐谥、以王礼安葬。这固然是安抚江南士民的政治手段，也是对一个曾经的一国之君，最后的体面。

李煜葬北邙，离他的故国金陵，是那么远；离他曾仰望过、却从未见过的汴京宫阙，又是那么近。他这一生，从江南到中原，从国主到囚徒，走了那么长的路，见了那么多的人，却偏偏，没有见过那个把他一生都改变了的人。

李煜死后，他的词，却留了下来。

《虞美人》《浪淘沙》《相见欢》《乌夜啼》……这些词，从汴京传回江南，从江南传遍天下，最终，传进了千年之后每一个读史、读词的人心里。

后人读这些词，会想起那个“亡国之君”，会想起那个“风流天子”，会想起“四十年来家国，三千里地山河”，会想起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。

可很少有人会记得，写出这些词的人，与那个灭了他国家的人，一辈子，都没有见过一面。

词在，人已远。江水东流，斯人已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