任晓月没有接话。

她想起刚来那天，在电梯里对喻柏森说的那些话——“你可以不用装作关心我的样子”“这样会让人误会”。

她当时说完就后悔了。不是因为说得不对，是因为说得太对了，对到她没有给自己留任何余地。

她把话说死了，把那条线画得清清楚楚——我们是同事，不需要多余的关系。然后他把她调到了自己的部门。

她不知道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关联，但她知道，从那之后，他对她的态度变了。不是变好，也不是变坏，是变成了另一种她看不懂的样子。

说他是折磨她吧，他又让人换了档案室的灯和电脑；说他是照顾她吧，他又让她去整理那些落了灰的旧卷宗，让她干秘书的杂活。

她看不懂，也不想看懂。

下午的工作还是那些——打印、复印、整理文件、打电话确认行程、订会议室、订餐。

喻柏森的日程排得很满，下午三点有一个客户会议，五点有一通跨国电话会议，晚上还要审一份第二天早上要交的合同。

任晓月把每件事都记在笔记本上，做完一项划掉一项，划掉一项又添上两项，像打地鼠一样，永远打不完。

四点多的时候，她拿着打印好的合同去喻柏森的办公室。

门开着，他正在打电话，看见她进来，用手指了一下桌面，示意她放下。她把合同放在桌上，转身要走。

“等一下。”他捂住话筒，叫住她。

她停下来，转过身。

“五点的电话会议，你一起参加。”

她愣了一下。“我需要准备什么吗？”

“不用，听着就行。”他松开话筒，继续讲电话。

任晓月点了点头，走出办公室，回到自己的工位，她把五点的会议记在笔记本上，在旁边画了一个星号，然后继续处理手头那些琐碎的事情。

五点差十分的时候，她拿着笔记本去会议室。喻柏森已经在里面了，正对着电脑屏幕看什么，听见她进来也没抬头。

“坐。”他说。

她在长桌的另一边坐下，翻开笔记本，把笔拿在手里，等着会议开始。

跨国电话会议接进来的时候，对方是一个美国律师，说话的语速很快，带着浓重的纽约口音。

她没有想到，喻柏森的英语会这么好，好到她几乎不需要在脑子里翻译就能听懂。

他们在讨论一个跨境投资项目的法律架构，涉及中美两国的税法、公司法和外汇管制。

喻柏森问的问题很精准，每一个都打在关键点上。对方回答的时候，他偶尔在本子上记几个字，偶尔皱一下眉，偶尔说一句“I see”。

任晓月坐在旁边，听着他们的对话，脑子里很自然地开始分析那些法律问题。

她在纽约学的那些东西，在这个时候忽然变得很具体、很有用。她甚至有一种冲动，想插话问一个问题，或者补充一个观点。但她没有。

她只是听着，在笔记本上记下自己想到的点，写完一页，又写下一页。

会议结束的时候，对方律师说了句“Good to talk to you”，喻柏森回了句“You too”。然后挂了电话。

会议室安静下来。

“有什么想法？”喻柏森看着她。

任晓月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笔记。

“对方提出的那个税务优化方案，在香港法下可能是可行的，但在国内法下存在合规风险。”她翻了一页笔记，“根据《企业所得税法》第四十七条，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，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。他的方案虽然有商业目的，但税务考量的比重太大，可能会被认定为以避税为主要目的。”

喻柏森看着她，没有说话。

“还有就是，”她又翻了一页，“他提到的那个美国LLC架构，在国内的认定存在不确定性。国内法没有LLC这个法律实体类型，实践中各地税务机关的处理方式也不一样。如果不在协议里明确约定各方的权利义务，将来可能会有争议。”

喻柏森看了她几秒。“还有呢？”

她想了一下。“暂时就这些。”

喻柏森点了点头，拿起笔在她笔记本上画了一个圈。

“你说的第一点，抓住了问题的核心。他的方案确实存在合规风险，明天你写一个备忘录给我，把风险点列清楚，再加上你的分析。”他指着圈起来的地方，“这个部分可以再深入一点，查一下税务机关有没有类似的案例。”

“好。”

他站起来，拿起笔记本往门口走。走到她旁边的时候停了一下。“你刚才说的那两个点，”他顿了一下，“都是关键。”

然后他走了。

任晓月坐在会议室里，看着笔记本上他画的那个圈，还有那句“都是关键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