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市距离家里那座城市，高铁三个半小时。

靳容第一次坐上这趟列车的时候，是在九月初。行李箱里塞了秋冬的衣服和几本专业书，背包里装着笔记本电脑和一沓还没看完的文献。

靳容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看着窗外的城市轮廓往后退，高铁进入平原之后风景就变得单调——农田、电线杆、偶尔闪过的小站。

靳容难得推脱了一回，没让陆清言来送。说不用，又不是出国，就高铁三小时的事。于是陆清言说“好”，语气跟平时一样，平稳的、没有起伏。

靳容当时认为，他连句“我送送你”都不争取一下，果然是想回到正常竹马的距离了。

即使后来靳容又想，这个判断大概错了。

但他当时不知道。他当时只觉得他需要离开陆清言一段距离，来确认一件事。

那件事靳容没说出口，连在脑子里想都要绕着弯说：如果分开三年，我还想着他，他还想着我，那就是爱。如果分开三年，我们都放下了，那就只是长期习惯带来的错觉。

这个逻辑听起来很像科学实验，设对照组，控制变量，观察结果。靳容甚至给自己定了时间：三年。硕士读完三年，如果三年后他回到那座城市，看到陆清言，心跳还会加速，那他就不再犹豫了。

但靳容没敢把这个计划告诉陆清言。因为说出来就像“我给你三年试用期”，这对陆清言不太公平。万一三年后他说“我放下了”呢？那陆清言算什么？被搁置了三年的备选项？

所以靳容离开了，用“学术追求”当理由，用“A大文学系排名靠前”当借口，用“读研又不是读一辈子”当安慰。

靳容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有在观察陆清言的反应。

陆清言说“恭喜你”。

语气很真诚，表情很到位，笑意到了眼底，祝福的话说得体面又大方，像一个普通的竹马该有的样子。

靳容当时心里有一块地方塌了一下。

靳容说不清那是什么，不是愤怒失望，大概是一种很轻的、转瞬即逝的失落。像伸手去接一个东西，以为会接到，结果手伸出去落了空。

原来他没那么想的啊，原来他真的觉得我去A市挺好的。

是我想多了。

A市的雨季漫长而黏腻，像极了靳容心里那团怎么也理不清的乱麻。

来这边读研的第一年，靳容觉得自己像个带着镣铐跳舞的逃犯。

表面上，他是光鲜亮丽的名校文学硕士，研究方向是“当代小说中的亲密关系叙事”，听起来既学术又文艺；

实际上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选这个题纯粹是为了给自己和陆清言“看病”。

靳容在图书馆翻着一本本关于爱情心理学的著作，试图用理论拆解自己对陆清言的思念，结果却悲哀地发现，书里的每一个负面案例都像是他的自传。

“如果分离产生剧烈痛感，证明情感联结已超越依恋范畴……”靳容合上书，看着窗外的雨幕发呆。

痛吗？太痛了。

A市的第一年，靳容过得很忙。

新的城市，新的学校，新的同学，新的研究方向。他选这个方向的时候，导师问他为什么感兴趣，靳容说“因为亲密关系是文学永恒的母题”。导师说挺好，谈了谈研究框架，推荐了几本理论书。

这有点荒谬吧。一个拥有两辈子灵魂的穿书者，在小说世界再次胎穿里活了二十多年，居然还要通过学术研究来解释“爱”。

靳容他面对自己的情感时能坦然接受，但竟然会担心对方的情感是否是真实的“爱”。

他研究“亲密关系的叙事建构”，读鲍德里亚、读吉登斯、读鲍尔比，研究依恋理论和亲密关系的现代化转型。

靳容写论文，分析小说里的人物如何通过叙事来定义和重新定义彼此的关系。他写了很多字，引用了很多理论，做了很多案例分析。

然后他发现，所有样本都有种他和陆清言的倒影。

每一对他分析的人物，从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到《Call Me By Your Name》，从书信体小说到当代短篇。

靳容总能在他们的互动里找到自己跟陆清言的影子。那种模糊的、既像友情又像爱情的、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，在文学史上有一个共同的母题：无法命名的爱。

他越研究越确认，越确认越不敢承认，越不敢承认越往下研究，死循环。

第一年的前半年，陆清言来看过他好几次。

A市离他们家那座城市不算太远，高铁三个半小时，周末来回够了。陆清言通常是周六早上出发，中午到，周日晚上回去。

来了之后住在靳容学校附近的快捷酒店，两个人一起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，跟在大学合租的时候差不多。

但又不太一样。

不一样在哪里，靳容说不清楚。也许是陆清言坐在他宿舍椅子上的时候，会下意识地把外套叠好放在膝盖上，在大学出租屋的时候他从来不会这样。

也许是他们走路的时候，陆清言会保持一个恰到好处的距离，既不太近显得暧昧，也不太远显得生疏。

也许是吃饭的时候，陆清言会问“你最近怎么样”，以前不用问，因为天天见，对方的状态一目了然。

距离改变了某些东西，但又具体是什么呢？

每一次，陆清言都表现得像个完美的竹马，提着大包小包的特产，把靳容那间狭小的研究生宿舍收拾得井井有条，甚至连靳容室友的垃圾都顺手带了出去。

那时候，靳容的室友调侃道：“你这邻居竹马跟你关系也太好了吧？我看他对你有意思啊。”

靳容正在整理书架的手顿了一下，随即熟练地挂上那副“看透红尘”的假笑：“他？他就是那样，对谁都不错，滥好人一个。我们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，你不懂，这叫革命友谊。”

这叫革命友谊，这句话说多了，连靳容自己都快信了。

第一年的时候，靳容经常在深夜给陆清言发消息。最终发出去的内容永远是“论文卡壳了”“导师又催稿了”“A市降温了好冷”这类日常琐事。

每次发完靳容就把手机放在桌上，等待回复，不用扣上，因为陆清言回得很快——不管多晚，基本三分钟内就有回复。内容简短却温馨：“慢慢写”、“注意身体”、“多穿点”。

有一次靳容凌晨一点发了一条“陆清言”，没有后文，就三个字。

陆清言回：“怎么了？”

靳容打了三遍，删了两遍。第一遍打的是“我有点想你了”，删掉。第二遍打的是“你有没有想我”，删掉。第三遍打的是“没事，就是论文又卡壳了，好无聊”。

发出去之后，靳容把手机推到一边，趴在桌上。

屏幕亮了一下，陆清言回了一个“嗯”。

靳容盯着那个“嗯”看了很久，他不知道陆清言在发这个字的时候是什么表情。是已经困了在敷衍？还是看穿了他的欲言又止？

可每当夜深人静，靳容看着聊天框里陆清言发来的“记得按时吃饭”、“降温了加衣”，总是忍不住想打字问问：那你呢？你有没有想我？你想的是哪种想？

但靳容没有问出来，这种逃避的心态，像是一颗慢性毒药，随着时间推移渗透进骨髓。

靳容怕一旦捅破那层窗户纸，现如今的陆清言会一脸茫然地告诉他：“啊？我以为我们就是朋友啊。”

那一刻，他宁愿自己是在A市的雨里腐烂掉，也不想面对那个答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