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剧场在城东,离江边两条街。名字还没有正式挂出来,工人管它叫“新场”,闻笛管它叫“排练厅”——因为开幕大戏的排练,已经在里面开始了。
九月中的澄州还很热。排练厅的落地窗朝西,下午的光进来,把木地板照成蜂蜜色。闻笛坐在长桌前,面前摊着两样东西:一份空白的技术需求表,和一本装订本。
装订本她从北京带回来了。封面上的字迹被翻得起了毛边:导演栏只有“闻笛”两个字,剧本名那一栏,空着。
两年前它被装订成册的时候,那一栏就是空的。她后来才知道,装订它的人在扉页上批了三年的注,却没有替它取过名字——不是取不出,是留给她。
“剧本名等你自己填。”
她把装订本翻到扉页,握着笔,悬了很久。
这个本子之前叫“第七稿”。因为它被退了七次,退稿信摞起来比剧本厚。它讲一条要拆的老街,讲一个等信的女人,讲一个从来不上场的写信人。它跟着她从出租屋到剧组的排练厅,从澄州到北京,又从北京回来。她给它加过场,删过场,有一场结尾写了又删、删了又写,写信人终于要上台。她一直不敢写那场戏的结尾,写了七次,停了七次。
现在,开幕大戏定下来用她的本子。这一栏不能再空了。
她先用了铅笔。
铅笔写上去,很轻,像从前那个人批注的样子。她写完看了看,铅笔是会留字的,可铅笔的字,是可以擦掉的。
她拿橡皮的手停了停,把橡皮放回去。换了一支签字笔,在铅笔字上,一笔一笔,誊了一遍。
《候场》。
墨水压着铅灰,定稿了。有些名字,定了,就不改了。
候场。她在心里把这两个字过了一遍。候场的意思,每个干这行的人都懂:化好了妆,穿好了衣,站在侧幕的黑暗里,听着台上的动静,等自己的那束光。候场的人,一半在幕里,一半在幕外;不是不上场,是上场之前,把每一口气都候足了。
从今天起,它上场。
改稿改到第三周,最后一场戏还是没有动。
《候场》的故事,现在已经长全了,
一条老街要拆。邮局贴出告示,一个月内清空所有旧信箱。守邮局的女人挨个开箱,开到第七排靠边那个,愣住了:十二年的信,一封都没取过。寄件人是同一个人,收件人那一栏,写的都是三个字,空座位。
守邮局的女人顺着信找过去,找到一个开小卖部的年轻女人。女人每年生日来看一场戏,买两张票,第七排,靠边。一张她自己坐,一张空着。戏开演之前,她总在检票口站一会儿,不进去,也不走。守邮局的女人问她等谁,她说:不等谁。戏开场前总得有人候着。
信一封一封拆开。写信的人什么都不说,只说些小事:今天巷口的桂花开了;今天雨下了一天,没有停;今天的信写完了,可是雨没停,雨停了再寄。
一封信背面有一行小字:雨停了再寄。
闻笛写到这里,笔停了。
这五个字不是她编的。很多年前,她把自己的剧本装进牛皮纸信封,寄给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回信的地方。封上口之前,她在信封背面用铅笔写了这五个字。为什么写,她自己也说不清。大概是怕寄出去太重,又怕不寄太轻。
后来那个信封进了别人的手稿箱,被压在最上面。她见过它。
现在,她把它写进了戏里。十九岁写下的话,绕了这么多年,落在了开幕大戏的台词上。
那最后一场呢?写信人上台,还是不上台?
那年她不敢写。她怕写信人一上台,这出戏就散了——因为空着的位置,比坐满的位置重;没说出口的话,比说出口的话重。当她开始想写。写了七次,停了七次,停的理由每次都不一样,其实每次都一样:她不敢让等的人,等到。
北京两年教会她一件事:戏不能只演“等”。等是根,不是果。
她翻开新的一页,落笔。
最后一幕。老街拆到最后一栋,邮局明天关门。戏散场了,观众席的灯还暗着,演员谢完幕,那个女人还坐在第七排靠边,旁边的座位空着。就在这时候,最后一排,有一个人站了起来。
他从最后一排出发,穿过整个观众席,一步一步,走上台。他手里拿着一沓信,十二年的信。他把信放在那个空座位上,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: